文/郎紹君
80年代的浙江美院,既是傳統(tǒng)中國畫的重鎮(zhèn),又是新潮美術的一大策源地。作為國畫系學生的張捷,曾為新潮所激蕩,作品參加過中國現(xiàn)代藝術大展,也嘗試過用新的手法(如制造肌理解)革新中國畫。進入90年代,他的藝術思想變化,回歸傳統(tǒng),專意于山水畫。他在談到這一經歷時說:“西方美術有其長處,強調視覺效果,沖擊力強,有自身的內涵,注重繪畫語言本體的探索。但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,不能用西方美術的特點簡單地套用中國繪畫。越研究傳統(tǒng),越意識到中國傳統(tǒng)的深厚,是挖掘不盡的。”這種認識,表明了張捷在藝術思想上的成熟。
近百年中國藝術界的重要現(xiàn)象之一,是一批西畫家轉畫中國畫,成為改革中國畫的先鋒和骨干,并造成了廣泛影響。但他們大多沒有很好的中國畫根底,所謂回歸實際是拿西畫改革中國畫——這種改革各具創(chuàng)造性,但這些改革家對中國畫傳統(tǒng)本身,都淺嘗輒止,既缺乏深入研究和理解,也未能很好地把握中國畫的筆墨語言。我曾說過,他們創(chuàng)造新彩墨畫的成就杰出,在推動中國畫傳統(tǒng)沿著自身的邏輯演進方面則成就有限。但我們常?;\統(tǒng)地把他們的作品奉為“經典”,把沿著中國畫自身邏輯革新的中國畫簡單地視為“保守”——我們還因此而忽視和輕視了一批優(yōu)秀的藝術家。對這一現(xiàn)象,我們至今還缺乏深刻反省。
張捷的回歸發(fā)生在新時期,他追隨新潮的時間不長,沒有形成思維定勢(“新潮”也會形成思維定勢),與上述西畫家轉畫中國畫的“回歸”大不同,這不同首先是認識上的。他肯定傳統(tǒng)繪畫代代不同,但又“文脈相承”,他把“文脈相承”看作中國畫的根本特征,而與先輩們如徐悲鴻、林風眠等只看重早期傳統(tǒng)或寫實的觀念迥然有別。他說:“時代更替給藝術家展示的空間提供了無限的可能,但他們都把持了中國傳統(tǒng)繪畫的一根‘鏈扣’。“創(chuàng)造是有條件的,它必須是有的放矢,放一箭的能力誰都有,脫離靶心地亂放一氣,與‘射’的游戲規(guī)則不吻合,也就無從談水準兩字了。”這些話理論性并不強,但卻表明他理解了中國畫的本質特征,而不像某些前輩或同輩那樣,只能以西方繪畫史衡量中國畫。2001年張捷出版了《中國寫意山水畫》一書,試圖從“藝術特性”“筆墨技法”“語言形式”“構成要素”“品格特色”“意境表現(xiàn)”六個方面解析寫意山水畫,他的序文中特別指出:不能在傳統(tǒng)“巨人的掌心里翻筋斗”,必須“攝取造化神韻”,給傳統(tǒng)注入新的血液,賦予作品以新的人文本質。這樣,張捷對傳統(tǒng)的認識就完整了:既肯定它的自律性特征,又重視它的創(chuàng)造發(fā)展。我由此得到的啟發(fā)是:向傳統(tǒng)“回歸”,早一些比晚一些好,真正的“回歸”,必須先解決認識問題。
張捷喜歡寧靜淡薄的“古意”境界。他稱自己“流連于一種舊式的人文關懷”,懷念“文人雅士的生活”,向往“天人合一的境界”,后者“是我們文明社會的一種需要的渴望。”張捷喜歡古文詩詞,尤喜元曲,說元曲“平和、散淡,帶有文人散漫的心態(tài)”,與他的性格接近。事實上,中國的藝術家一向崇尚自由散淡,而不喜歡鐵的紀律。歷史學家余英時說:“自由散漫幾乎可以概括全部中國人的社會性格,不但文人、士大夫如此,農民也如此。”(《從價值系統(tǒng)看中國文化的現(xiàn)化意義》)這種性格不利于集體主義的生成,對于藝術未必不是好事。藝術家的“散淡”與農民的散漫是有區(qū)別的,它與一種超越世俗功利的精神生活關聯(lián)著。至于散曲,其結構與長短句的自由性,更易于舒緩的敘述。近人姚華研究古代戲曲,開以曲題畫之先河,張捷的朋友陳平受姚華的影響,能做散曲,更把散曲題畫作為常軌。張捷和他們一樣,都是借散曲以抒寄現(xiàn)代情懷,或曰“以復古為革新”。今與古,在文化上沒有也不可能有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。一些古典藝術形式和古代思想仍然有生命力。今人仍然閱讀屈原、杜甫和莎士比亞,欣賞巴赫與莫扎特,喜歡京劇與芭蕾。傳統(tǒng)中國畫正屬于有生命力的古典藝術,而表現(xiàn)有價值的“古意”,也正是它的所長?,F(xiàn)代都市中的鄉(xiāng)野情結,現(xiàn)代紛亂中的安詳意態(tài),現(xiàn)代世俗中的宗教精神,現(xiàn)代功利中的淡薄胸懷,現(xiàn)代搏擊中的退守心境,現(xiàn)代焦慮下的平和寧靜等等,其“現(xiàn)代價值”是不言自明的。肯定這樣的“古意”,并不意味著否定別樣的精神傾向與藝術探索,回到排它性的單一思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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