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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,有一個活躍在上海各個古玩鋪或錢幣店的人物,常常神龍見首不見尾,種種神秘行蹤十分引人注目。大家稱他為“包先生”,有些人叫他包申甫,事實上他并不姓包,包申甫只是他的化名,他的真名實姓是李蔭軒。
李蔭軒是李鴻章五弟李鳳章的孫子,1911年生于上海,別號選青,家道殷富,通覽中外歷史,一生不求名利顯達,自幼喜好文物古玩,特別是青銅器和古錢幣,為了收藏常常節(jié)衣縮食。清高淡泊的他,一直不愿意別人將祖上李鴻章扯到他的頭上,一向不顯山露水,十分低調。
我念小學的時候,李蔭軒就來我父親馬定祥的祥和泉幣社,應該說上世紀50年代初就認識了李先生。他個子較高,皮膚白皙細嫩,身穿用料講究、做工精致的深藏青或棕色長衫,一身書卷氣,顯得格外斯文俊秀。我當時一直叫他“包家伯伯”。每次來店里,他總是輕輕地敲門,帶著點蘇州口音與我父親交談。
上世紀50年代初,國內政治運動頻繁,尤其經歷了“三反五反”運動,大多數(shù)收藏家對于收藏文物的興趣大為減弱,錢幣界尤其如此。李蔭軒卻興致未減。鐵錢在中國錢幣界有“黑老虎”之稱,說明其研究和鑒別之難,很多收藏家都不太愿在斑駁銹爛的鐵錢上花費精力去研究和收藏,李蔭軒不然,他對中國的歷代古錢都十分用心。他收藏的中國歷代錢幣,再加上外國幣章,總數(shù)達3萬枚之多。一些公開披露的信息顯示,他藏有南宋的“大宋通寶當拾”大錢、“臨安府行用銅牌”大小三枚,還有一枚唐代高昌國所鑄的“高昌吉利”,背面四角鑄有花紋錢,是存世孤品,李蔭軒將其視為掌上明珠,親手為這枚錢制作拓本,蓋上他的“選青草堂藏泉”之章,親自寫上“格齋手拓”四字。
父親的祥和泉幣社自公私合營于1958年歸并到淮海路新龍古玩店,李蔭軒就不常來店里了,尤其是“文革”時期,幾乎看不到他的身影。后來,我多次向上海博物館前館長馬承源詢問李蔭軒的情況。他是這樣說的:“‘文革’開始以后,上海徐匯區(qū)一帶的高級花園洋房挨家挨戶被抄家。一天,一群紅衛(wèi)兵突然沖進了李蔭軒的家,看到家里擺滿了‘封資修’的東西,亂砸亂摔。李蔭軒是愛文物如生命的人,看到這些不懂文化的紅衛(wèi)兵在他的家里胡作非為,心如刀割。十萬火急的情況下,李蔭軒下定決心,將家里的文物捐獻給上海博物館,讓博物館來保管它們。”
就這樣,在那個中午,李蔭軒為了保護畢生所藏的價值連城的文物古玩,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,打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電話。馬承源接到李蔭軒的電話后,馬上和幾個同事一起趕到李家。只見房里一片狼藉,李先生夫婦表情木然,地上攤滿青銅器,都是流傳有序的珍品,如銘文記載周成王時代平滅商紂王之子武庚叛亂的小臣單觶,記載周康王命明公領導伐東夷的戰(zhàn)爭的魯侯尊等,共有100多件,極其重要的也有幾十件之多。由于博物館無法接收在這種特殊情況下的捐贈,所以只能用代為保管的名義收下。李蔭軒擔心他收藏的一大批中外圖書也受損,所以也做出了捐給博物館的決定。這些藏品一一搬運出去,共裝滿了兩卡車。第二天凌晨,當卡車發(fā)動時,李蔭軒送到門口,緊緊握著馬承源的手,說:“我的這些東西,今后要請你們多多費心了……”打倒“四人幫”后,政府開始歸還抄家物資。1979年的一天,李蔭軒的妻子邱輝女士突然來到博物館找馬承源,說李蔭軒已于1972年因腦溢血病故,并對他說:“我的丈夫李蔭軒,一生喜歡收藏文物,生前亦曾希望把自己珍藏的文物獻給博物館。現(xiàn)在,我按丈夫生前的愿望,同時也是我個人的心愿,決定將這些文物全部捐獻給上海博物館。”
曾看到一份較詳細的資料,李蔭軒夫婦不僅向上海博物館捐贈了大量珍貴的青銅器、古錢幣、中外圖書,還有許多金表、圖章、勛章、外國古董等等,這些文物的價值難以估量!
最近,我去拜訪了邱輝,她已經90多歲了,臥病在床,我向她詢問關于李蔭軒早年化名為包申甫的緣由,邱女士說:“我丈夫為什么用包申甫這個名字,我也不清楚,我無從回答……”至今我還非常懷念的這位“包家伯伯”,他的這個“名字”如同他本人一樣神秘莫測,湮沒在滾滾的歷史長河中。
來源:《人民日報》
作者:佚名